邓晓芒的论著《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出版以来，已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部著作通过对张贤亮、王朔、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顾城、莫言、史铁生、残雪和林白等作家的代表性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来探索和阐释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精神历程”。作为一位以哲学为业且成就斐然而又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学者，邓晓芒切入当下中国文学的角度是独特的。他并不致力于对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作一一描述，而是带着对当代人格建构和价值建构的真切关怀，与作者、读者和作品主人公一道，踏上“灵魂之旅途”。同许多思想型批评家一样，他的论述侧重于发掘小说文本中的哲学意味，但又避免简单功利地对待文学文本，将文学仅仅视为验证某种现成哲学观点之材料的做法的偏颇。事实上，他关注的真正对象，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人的生存、人的精神建构和人的价值存在。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是根本相通的。《灵魂之旅》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探讨，也是对世纪末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人格状态和灵魂状态的探询，其中，贯穿着中西文化价值的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文化寻根意识的批判，以及对当代人在何种向度上来建构精神人格的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灵魂之旅》在对九十年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进行剖析和批判时，有两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即“痞性”与“纯情”。此语的反复出现并非偶然。它们在书中的存在，与全书的整体意旨不无密切关系。直观地看，分析“痞性”与“纯情”笔力最为集中的是论王朔的部分。它被冠以“痞子的纯情”的标题。对王朔小说略有了解而又尚未细读《灵魂之旅》的读者见到这个标题，很容易产生一种认识，即认为王朔小说主人公虽然外表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痞里痞气，内心却怀有纯真赤诚的人间情怀，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将自己的美好纯真的感情深藏在“痞子”的可憎面具之下的富有人性魅力的人。然而，在此书看来，这种将痞性与纯情对立起来的观点却是对王朔小说的一个基本误解。从根本上讲，两者是同一的。“纯情”在其至深处是“蛮痞”的，纯情又构成痞性的美丽浪漫的外衣。对于两者关系，王朔小说提供了最好的佐证。《灵魂之旅》选择王朔小说中最为“纯情”的代表，即《过把瘾就死》和《动物凶猛》为例，详尽分析和描述了被认为是典型的“纯情”之举（包括“纯真的爱情”与“纯洁的友情”）是如何暴露出其蛮痞根性的。如《过把瘾就死》中杜梅的理想标准的爱情，是一种儿童般真淳、毫无机心、两小无猜、“本真自然”的“纯情”，也很容易得到包括读者在内的大众的普遍认同。但《灵魂之旅》则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出这种绝对排他、全然占有的、“生死与共”的“纯情”，不过是一种儿童心理与性的结合，体现出彻头彻尾的任性无理的“蛮痞精神”。
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王朔小说的价值和内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然而，《灵魂之旅》对痞性与纯情这一关系的强调，其真正意图不仅在于给王朔作品的解读提供新见，更重要的是为了服务于作者对整个寻根文化这一价值取向的批判和现代性人格建构之使命。它不仅是一般的人性弱点的批判，而是一种具有洞见的文化批判。事实上，中国文化人格中的根深蒂固的蛮痞精神，正是此书作者对当代寻根意识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
因此，《灵魂之旅》在漫游九十年代文学之途的时候，在实践其文化批判意向之时，对于文化和人格中的“纯情之蛮痞”或“蛮痞之纯情”的多种变体和多重面具进行了深度剖析。此处所谓的纯情，并非狭义地单指爱情或亲情，而是一种返回童年、本真、原始、自然无蔽状态的所谓“赤诚真挚”的“情怀”。作者独具只眼地揭示出这种“寻根意识”寻到根处河以暴露出其蛮痞本性的，而这种蛮痞精神又是如何被遮蔽的。张贤亮小说《习惯死亡》中的章永磷在历经政治摧残和劳改营的九死一生之后，以一种看透一切的姿态堕入“皮肤滥淫”、性放纵的“本能真性”之中，以堕落来表示其“超越”和“抗议”。事实上，这种“真性”不过是一种伪装。“受到伤害”、“饱经折磨”、“不合理的政治环境使然”成为主人公宣泄自己本能痞性的堂皇理由。贾平凹的《废都》中，庄之蝶则以一个从本性出发的自然人的文雅潇洒姿容，“纯情真意”地投入与众多女性的两性交欢之中。他用某种文化面具将粗痞提升或包装为“纯情”，而这种虚假的依托终究无法支撑和遮蔽其内在的痞性，最后，“文化”只能还其本原，仍旧降格为蛮痞。即使在张承志那些充满“神圣追求”实际上却不能脱离世俗根性的的作品中，也不例外。《灵魂之旅》的作者发现，那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虔诚的激情同群体固有的痞性的结合，与“红卫兵精神”亦不无相通之处。
《灵魂之旅》有力地拆解了纯情与痞性这一对互为面具、互相掩饰的文化因子的惑人伪饰，揭示了这一价值取向所包含的“内在辨证结构”。令人诧异的是，这些伪饰的价值依托恰恰是某种“求真意志”。它们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赞同，变成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谓词，就在于它把自己扮演成崇拜和追求“本真至性”的姿态。对“真”的价值的绝对崇拜成为支撑这些价值面具的策略。那些体现纯洁之痞性的主人公，始终津津乐道的是对一切“虚伪”的洞烛和绝弃。他们不是将自己扮演成饱经沧桑，看穿一切伦理或政治追求之虚幻性，消解一切“道貌岸然”的虚假崇高精神的老成之士，就是以自然天放、率性任情的淳朴童真之态现身于世。其共同之处在于容不得半点“虚伪”成分，都主张抛弃一切“面具”，返回人的本性或曰本能，并以此为自豪。然而他们事实上仍在用某种崇高宏大的话语作面具来掩盖自己灵魂中的蛮痞本能，并在这种掩护之下为其大开闸门。即使是那些似乎远离各种冠冕堂皇的标签，公开以“玩世之痞”、“彻底坦白之痞”立身行事的人，那些“毫不隐晦”地主动扮演“流氓”角色的人，其对内对外的欺瞒性也不可避免。“滑稽玩世”既是一种暴露又是一种掩饰，既是“去蔽”又是“遮蔽”。然而正如《灵魂之旅》在不止一处所指出的，这种以崇高的精神人格为代价的“揭示”行为，本身往往成为宣泄自我本能欲求和蛮痞意念的振振有辞的幌子。于是，作为“纯情”之“蛮痞”的价值依据的“本真崇拜”，便走向其反面，走向虚伪和欺骗。
《灵魂之旅》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纯情的痞性不过是某种被掩饰了的非理性的本能主义和原始自然主义，最终只能还原为人的本能欲求。但它有时却和道家思想、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话语联系在一起而增强其“合法性”。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文化语境中还充斥着其它各种惑人的“话语迷宫”，它们遮蔽着的往往是贫乏的精神和残缺的人格。对待文化中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价值话语的“遮蔽”，需要的是深刻的洞察力和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在这方面，九十年代的作家已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提供了一批颇为出色的文本，召唤着理论家进一步的剖析和深化。中国当代堪当此任的，以其深度和创见来承担“去蔽”功能的理论著作并不多见，笔者以为，这也是《灵魂之旅》超出寻常的文学批评论著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
